从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合乎逻辑地形成另外两个法理命题，即有权不可任性，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因为，本与末是相互对应的，以知本评价庄子，潜在的含义是：庄子虽然知本，但并不知末。当然，反过来说，即使是按照郭象的圣治命题，君主（圣人）也会受到规则的约束，这条规则就是无为。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郭象对内圣外王的期待：庄子虽然知本，但其言是狂言，亦即无用或不经之言，所以只能作为百家之冠。因此，自由的对立面就是他人的专断意志，这种专断意志见之于实践，就是强制，因而对于自由来说，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尔，而莫知恃赖于明王。在这样的时代，郭象在圣治命题中所彰显的民本取向，不仅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值得挖掘、值得转化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禹所施之德，其实主要就是无为。

前文的叙述已经表明，郭象关于圣治命题的法理构想，尤其是在圣治的框架下对自由与民本的双重关注，正是关于经国体致的法理阐释。（三）自由个性 如果说民生为本可以看作是民本的初级目标，民心为本可以看作是民本的高级目标。坚持法治的人民性法理，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秉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习近平把唯物辩证法娴熟地运用于治国理政，强调指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固根本，核心是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根本，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之根本，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之根本，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之根本，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论及《春秋》，赞赏友人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的智慧和能力。

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是个真问题。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法治既是本质要求、重要内容，又是强大动力、重要保障。关于根本法，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从当今世界看，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当今世界，五彩缤纷的文明系统虽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但无疑都存在着某些相通相近的价值因素。（八）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法治，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所谓裁决、裁判、审判，就是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据法律的内在准则以及事理、情理、法理、道德、政策等审判理据做出裁决。

宪法法律为政府建立了权力清单制度，确立了行政权力的边界，行政机关需恪守有限政府的理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三统一体现了精湛的政理逻辑：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习近平锤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理性总结，顺应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向，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关切。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褒奖举贤任能之善德等。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认识不只停留于它的重要意义上，而且概括了这一道路的内涵所在。（八）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法律价值和作用作过林林总总的阐述，诸如，法者，治之端也。第五，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尤其是其命题，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机统一、彼此交融、相互涵射的，其中，政理揭示法治的政治逻辑，明确法治的政治本质属性。在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这些论述和引论充分说明，法治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既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制约与防范。

这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空前的革命意义。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法治对于政治文明的意义集中表现为对人民民主的确认、规范和保障，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依法保护、平等保护、全面保护。

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严格执法，让违法者敬法畏法，但绝不是暴力执法、过激执法，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预期。所以，审判才是本真意义上的司法，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就是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习近平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从历史维度揭示出法治与人治的优与劣、利与弊、得与失、进与退的规律，也从哲理上强化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的坚定信念。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从实践层面，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则自由，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即，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坚持对外开放、文明互鉴，但不能机械临摹、全面移植。基于此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关键少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发挥以吏为师的表率作用。

资本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立场集中体现为以资本为中心，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在于人。

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立集中表现为法大还是权大，是法律说了算还是权力说了算，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从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合乎逻辑地形成另外两个法理命题，即有权不可任性，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所谓良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体现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美德的法律。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

法官释法说理正是解开当事人的心结的法宝。特别是通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使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一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我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这一命题的法理意涵在于：第一，司法审判权具有国家统一性，最能代表审判权统一性、表征中央事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